母亲没有任何犹豫，就坚决地回绝了：“现在谁都不傻，谁会给别白拉磨呢？再说了，不是自己的亲骨肉，不会疼我俩孩儿的。我看不想孩子们受委屈。”

邻居婶子劝：“总得有个男人啊！”母亲答：“非要有男人啊？”邻居婶子讨个没趣，扭着大屁股走了。

那个时候，他们是村里特别的标注，大家都称他们是“带俩男娃的寡妇家”。

这样的标注让汪正伦的少年变得极端内向，他不喜欢笑，表情阴郁，平时独来独往的，他的玩伴只有弟弟汪正仪。

同学有时候叫他们“没爹的娃。”甚至会偶尔挑衅一下他们，刺激一下他们。

弟弟回来哭得很惨，他的脸被几个坏孩子划了一道血痕，弟弟抱着哥哥说“好疼。”

他说：“别哭！等我给你报仇！”

母亲用盐水帮正仪擦拭，一边轻声的劝他们说：“不能报仇，必须忍着，咱们打不过他们，能跑就快跑，他们骂就骂，身上反正又不能少一块肉。你就权当没听到。”

母亲能忍，而他不，且一定不能忍，因为一再忍让，换来的是他们的变本加厉。

汪正仪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又被几个坏孩子拦住，他们你一拳我一掌地打正仪，正仪害怕极了，又不敢还手，只能用手护着头，边跑边哭。

他早就躲藏在路边的草丛里躲着呢，这时候飞速地冲过去，拿着一根长长的带刺的树枝，朝着那几个坏玩意劈头盖脸地抽打过去，几个坏小子被吓蒙了，抱头鼠窜。

他在后面追着，声嘶力竭地喊：“以后谁敢欺负我弟弟，我剥了你们的皮！回去不许告诉你们爹妈，如果告诉了，以后见一次打你们一次！”他不是怕那些坏孩子，更不是怕他们的爹妈，而是怕他们的父母到家里和母亲无理取闹。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母亲除了道歉，就是疯狂地打他哥俩。

他替弟弟报了仇，弟弟的胸膛也挺起来了。从那以后，果然没人再敢打正仪，也没人再去家里找母亲。

他告诉弟弟：“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不许哭！谁再打你，一定打回去，狠狠地打。你越怕，他们越欺负你！他们都是恃强凌弱，你知道吗？”

母亲胆小，说：“以暴制暴不行，也不是好办法，更不是长期的办法，弄不好会两败俱伤的！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成才，改变命运，以后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人。”

长大成才，是一个农村母亲最朴素最简单的愿望，亦是她最伟大的智慧与远见。

他懂母亲的意思，只有自己强大了，别人才不能欺负你，也不敢欺负你。

外人的欺侮也就罢了，然而人性之恶，反而在最近的亲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父亲死后，叔叔迫不及待的把家里多余的一处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并且，刻意和两个侄子保持着距离。

父亲活着的时候，爷爷奶奶住的老宅子和和他们家的是相通的，他和弟弟常常在院子里从东到西的追逐着打闹。父亲没了，爷爷奶奶在叔叔的帮助下，在两家的中间垒起来一道厚厚的高高的院墙。

从那，爷爷奶奶跟着叔叔生活，和他们不再来往。他能够理解爷爷奶奶，大儿子死了，小儿子就是他们晚年的依靠，他们必须什么都要听小儿子的，他们要靠小儿子养老送终的。

而那道墙，成为汪正伦毕生都无法释怀的一道坎，直到后来，他的爷爷长病住院，叔叔来明城找他帮忙救治，如果不是出于人道主义，他都不想面对那些陌生的面孔。

父亲死后，亲戚都认为母亲是个克星，把他们家视为不吉利，像瘟疫一样的躲着。村里的人都说，母亲命硬，克父母，克丈夫。

那时候，母亲在山上开垦了十几亩地，天还未亮就到农田里忙碌，耕田，播种，除草，打农药，从春种，夏忙，到秋收，即使是生病，都是她自己一人硬抗着。她从来不允许兄弟俩旷课，尽管村里很多的孩子都时常翘课帮家长干农活。

晚上，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昏黄的灯光下，弟兄俩端坐在破旧的桌子，伏案写字，她暗淡的眼神立刻泛起光来，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母亲才三十几岁的年纪，两鬓已经生出很多白发，她的脸黑黑的，瘦瘦的，皱纹深深的，双手布满老茧，像佝偻的鸡爪，摸起来硬邦邦的，样子看起来像五十多岁。

冬天农闲，母亲就到镇上的一个家具厂的食堂打工，给工人们做大锅菜，蒸馒头，做烫饭，活不累，薪水也不多。

晚上母亲回来的时候，会给弟兄俩拿回来一些剩余的饭菜，菜里面会有肥肉，偶尔还拿回来两个鸡腿，两个煮鸡蛋。

汪正伦把鸡腿放到母亲嘴边，说：“妈，你也尝尝，好吃。”母亲说：“我吃过了，厂子里很多呢。你俩快吃，吃了长身体，长智慧。”

母亲疲倦地靠着床头坐着，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地吃下，欣慰地笑，笑着笑着，母亲就睡着了。母亲，太累了.....

家具厂在镇子上的后街上，一次周末，他和弟弟做完作业，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