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把省下的两、三块小肉全都给了他，还对他讲，这样太做人家(节约)了，吃得好才有力气。阿哥却讲我是“脱底棺材”(大手大脚，吃光用光)，不晓得节约。我嘴上没再说什么，心里却想，省下来的饭菜票要还给阿爸，又不能换零用钱，不吃白不吃。

饭后我并没有急着回商店，而是到了共和新路旱桥，从桥下的楼梯上了桥。我有段时间没来旱桥了，我知道旱桥是SH最长的桥，不过下面没有水，是五、六条铁轨，还横跨过两条马路，故称为旱桥。我往桥下看了一会儿，便走着下桥了。

突然，我听到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只远处有两辆马车急驶而来，车轮滚滚，却没有尘土飞扬(那时的路面很干净)。赶车是两位解放军，马车上是好几袋粮食，就像打仗电影里老百姓为前方送军粮。那马好像是在小跑，速度却很快，马有四条腿啊。我很好奇，又觉得奇怪，难道解放军连卡车都买不起。后来才知道，不是解放军没钱，而是在城里除了解放军别人不能养马，那应该是退役的军马。现在马在SH也是希罕物了，前两年我们还在人民大道看到过马戏团养着的马，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它们的影子。

一路上，我看到那些踏黄鱼车和拖车的人双手紧握车把，身体前倾，肩上的绳子绷得紧紧的，艰难地拖着车子一步一步地往上坡走，头上的汗珠一滴一滴地往下淌。那些满载的车子，上坡踏不动，只能下车来拉。让我好奇的是，他们一边拉，还一边还“嗨卓、嗨卓”地打着响亮的号子，一声一个脚步。我想只有在上坡和上桥时，车夫才会打爬坡号子，因为在别的地方听不到这样的号子。听丽华爸说，他们码头工人在扛货是时就经常要打码头号子。因为有的货物既大又重，要六个人甚至八个人一起扛，这时就有一人领着大家喊号子，这样就能使大家集中精力，劲往一处使，步调一致，四平八稳。

有的车夫干脆把车停在路旁，坐下来歇口气。这时，有几个男孩，走到那些车夫跟前问他们些什么。大该是问要不要他们帮着推车。有好几个男孩找到了要帮忙的，而有的车夫则则摇摇头、摆摆手。那些男孩两人推一辆车，快要下陂的时候，车夫给了他们一人一个角子(分币)，可惜我没看清是多少，大概是一分吧。

这些孩子蛮可怜的，推一次要好长的一段路，才一分钱。不过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他们非常满足。

回商店的路上，我看到一些男孩不仅赤膊而且还赤脚。我很佩服他们。马路被太阳晒得是滚滚烫，他们的脚底板却不怕。最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了几个光着上身的小男孩，浑身乌黑油亮，好像刚从烟囱里爬出来。当然，他们嘴里的牙就和脸上的白眼乌子显得更白更动人了。若不是一张中国人的脸，我还以为他们是从非洲来的呢。我想让这些孩子上台表演非洲人民要解放的战鼓舞，可以省下涂脸的酱油。

在夏天，我和德明也是黑黑的。但一过夏天，身子就变得雪白了。我们这里的男孩不赤脚，我和德明也只敢在家门口赤赤膊，到弄堂里玩和上马路是一定要套上背心的。有一次我和德明光着上身在家里玩，晓萍和海伦就说我们“成何体统”。

到了下午，店里也没什么事可干了，经理要我们拍苍蝇。这里的苍蝇比我们那里的要多，而且不少是绿头苍蝇。招娣还要和我比赛，看谁苍蝇打死的多。想不到一阵劈劈啪啪之后，她打死的苍蝇竟比我还多，我不服气，告诉她我们那里打苍蝇不用拍子，而是用手。

她不信，还说用手拍太脏了。我便放下拍子，用手拍了起来。想不到这里的苍蝇特别机灵，我拍了半天，竟一只也没拍到。她叫我不要再逞强了。这只能怪我平时练得太少，要是有德明的一半技巧，今天就不会在她面前丢脸了。又一只翠绿、闪着光的大苍蝇逃脱了。她叫我不要去追那苍蝇，说苍蝇逃走后又会飞回原处，等着它便可。我便来个守株待兔，把两只手掌留在了原处。果然，不到一秒钟，它又飞了回来送死了，在我手的上方飞了几个8字，终于降落在我的伏击圈之内。这次看你往哪里跑，我迅速合拢手掌，便活捉了那苍蝇，总算挽回了自己的一点面子。当然，我没像平时那样挤死它，我要它死得惨一点，解解我心头之恨。我叫招娣弄来一桶水，让它来个汤饱。

空闲时，她问我家住哪里。我告诉她我家在纪念馆(一大会址)附近，可她连听都没听说过。我再问淮海路她是否去过，她又摇了摇头，说她只去过南京路。她告诉我她家今年搬到了“番瓜弄”工人新村，有两个大房间。以前他们可能是住棚棚房的，搬到工人新村就一步蹬天了。

前段时间，阿爸、阿娘和小叔一直在讨论是否也要般到“番瓜弄”，因为ZB区区政府照顾我爸(他是正科级干部，当时的正科级干部要比现在的正局级干部不知要少多少倍)，要配给我们两套新工房，有四大间，有煤气，大小卫生(我家本来就有五间房)。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阿娘拍板，还是不搬为好。理由是离这里太远，买东西不方便，我妈上班也不方便(其实从人民大道骑脚踏车也就十来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