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妻子又叫内助，有一定的社会功用，故而就以贤为标准。

是以不论男女只要摆脱了传宗接代的工具性质，容色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才和贤就是指社会功用而言的。

容色还有观赏愉悦的性质，所谓‘秀色可餐’，都可以归于肉*欲的范畴。

社会或个人对美的追求和评判只限于容色，那就只是一种肉*欲的眼光。

世人还有一个津津乐道的标准，就是气质。但具体什么是气质，恐怕很多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大家一提气质，好像就是优雅、高贵之类的东西，这气质大概指的是修养，所以用有无来评判。

气为阴阳，质有刚柔，是以气质指的就是阴阳刚柔的质性。气质中阴阳刚柔的比重可以用金、木、水、火、土代表。

金刚怒目，木讷寡言，温柔如水，性如烈火，泥*人土性，说的就是性格脾气或刚或柔的特点。

孔子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阴阳刚柔指的是先天的禀赋造成的性格特点。文质指的则是后天的学行，平常讲的优雅、精致也就是‘文’的范畴，质朴属于‘质’的范围。

完全粗朴未学，就是孔子说的‘野’。优雅之类的修养还介于才识和容止之间。

容止就是容色和举止，儒家的繁文缛节便是专在容止上用力，算不得很高的修养。

‘野’就是鄙野，粗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容易流于粗俗无礼，当然教育并不是单指读书作文，俗话说，‘言教不如身教’，质可以指那些没有受到文明陶冶的人。

但是如果言行举止刻意追求文雅，又会成为乡愿拘儒，虽非鄙野，却是鄙陋，文质虽有不同，同样都是浅狭庸陋的表现。

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质彬彬是不是在文和质之间找一个恰当的位置，有中庸的标准呢？

恐怕也未必，粗野和鄙陋之间哪里会有一个君子的位置呢？其实文和质都是人们应该追求的东西，我们可以分作未学之质，见道之质，鄙陋之文，通贯之文，前人用‘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表示未学。‘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表示浅学而未智。‘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表示见道。

容止、才识、性情便可以代表这三重境界。彬彬是朴茂的意思，文质彬彬就是文质皆长，而不是在文和质之间找什么合适的程度。

以诗词文章而论，文有骈文和散文，词有豪放和婉约，魏晋六朝骈文大行其道，可说是文胜质的时代，韩愈、柳宗元大力倡导古文，文起八代之衰，一直到明清余风不衰。这是质胜于文。

但是唐朝以后仍然不乏骈文大家，像李商隐、汪中、洪亮吉。

韩柳的文章虽然质胜于文，不能说质朴无文，李商隐、汪中的文章尽管文胜于质，也并非言之无物。

词中有豪放和婉约两派，作手辈出，势均力敌，也有质和文的差别，这仍是和作者的禀赋性情分不开的，同一篇文章中哪里有什么文质调剂的可能，一段文采斐然，一段质木无文，把庄子和墨子的文章采用到一篇中，非驴非马，便不可读了。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这都是功力不够，修养不至的缘故，所以要在文和质齐头并进，而不是要抑制一个方面，畏手畏脚。

无怪人们不愿作一个君子，因为在文质之间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却不知君子是要在文质两方面都修养到很高的程度，从容止、才识进益到性情自然流露的境界。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世人都知道‘性情中人’是很高的评价，‘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本色就是‘质’，风*流就是‘文’，而英雄之‘大’，名士之‘真’就需要一番修养了。

名士之‘真’是真才识，英雄之‘大’是大胸怀，大性情。俗人容易把‘性情中人’当成‘任性妄为’，人的气质禀受本来就有阴阳刚柔，刚如金、火，易于感知，柔如水、木，比较隐晦。所谓性格鲜明的人大都偏于阳刚，性格中的偏至不能说一无是处，很多英雄豪杰、诗人画家都不是懦弱无刚的人，但是性格过于偏激，总是一种隐患，能成事也能败事，如果任性妄为的话，往往会害人害己。

孔子到六十岁才能做到从心所欲，然而心之所欲还有一个范围，就是不逾矩。这个矩就是心中的道德。

为什么性情比才识的境界还要高，许多人在‘文’化的阶段，变得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有的人只知在容止上下功夫，繁文缛节，所见不广，固然不足称道。有的有才无识，流于虚骄轻浮，古人说，‘一为文士，便无足观’。轻浮佻巧、恃才傲物是文士很容易犯的毛病。这时候就需要‘质’来救济，多一些脚踏实地的功夫。所以说文和质缺一不可，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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