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以降低社会改造的难度，如果行不通还要硬来，那可就是教条主义了。”

莫理循还没看过大同党的党纲，没法发表评论，只能礼节性地表示了祝福，“那就祝愿阁下的社会改造取得成功。”

这个时候，李晖再次彰显出了自己在这次采访中强烈的目的性，“大同主义降低标准主要是指道德方面，但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却是一脉相承，西方最有钱的是商人，最有地位的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权贵，但在未来的中国，最有钱的是科技专家，最有地位的还是科技专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