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三月，春节刚刚结束，两人收到通知，一起踏上了前往新疆的专列。

彭教授作为这支综合考察队的队长，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新就任的新疆科学院副院长。

其实彭教授在此之前已经两次前往罗布泊，那个时候我国已经成功研制原子弹，只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原料还都需要花大价钱从苏联进口。

而彭教授在罗布泊中意外的发现了重水，这是原子弹的核心资源，所以彭教授前两次前往罗布泊是为了寻找重水样本加以研究。

两个人下了专列，被专车接到新疆科学院。这时的新疆科学院已经被部队戒严，直到此时那易和傅红兵才意识到这次前往罗布泊貌似并不寻常。

随后的两个月，在新疆科学院一个秘密的地下会议室里面，两个人才慢慢的明白了此行的目的。

原来1964年10月，我国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的实验地点就是在罗布泊。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举国同庆。这意味着我国是继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只是在这颗原子弹爆炸后的一星期，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状况。

最先进入原子弹爆炸实验区的是一名军人，进入实验区几个小时后，身上开始起水泡。

随后开始出现昏厥、神志不清、浑身颤抖的情况。这名军人被送往医院后，医院的医护人员完全无从下手，根本无法触碰患者的肌肤，只要轻轻一碰，就是一层皮。

三天后这名军人的双脚开始溃烂，最终伤口感染死亡。医院对尸体进行了尸检，尸检的结果表明死者体内核辐射严重超标，并在其脚踝处发现了未知病毒。

刚开始新疆军区并未重视，只是当做个例草草收场。直到发生多起军人死亡事件，新疆军区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这种病毒的感染者开始都以为是脚气，直到多例患者死亡新疆军区才开始封锁消息，并把病毒样本及报告送至中央。

中央拿到病毒样本后，组织多位医学家进行秘密研究，最终的结论是这可能是一种核爆炸后的变异病毒。

不过在1964年至1969年这五年间，也仅仅只发生了十几例，从1970年开始到1979年间，再未发现类似病例。慢慢的中央和新疆军区就淡忘了这件事。

1979年春天，新疆地区再次出现类似病例，而且传染速度超乎想象，一人得病，一夜之间就能感染整个村子，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新疆地区感染病毒死亡的人数达到几千人。这时候新疆军区先是封锁了消息，然后再一次将此事上报党中央。

而恰在这时，彭教授结束了第二次的罗布泊考察，在对带回来的植物样本研究中，发现了寄生在植物上的这种未知病毒。

于是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组建一支综合考察队，并委任彭教授作为这支综合考察队的队长再次深入罗布泊腹地进行这种未知病毒的研究。

这支综合考察队总共十二个人，除了那易和傅红兵外还有彭教授及其助手、地质研究院一位教授、考古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和一名助手、北京仁和医学院的一名教授和两名助手以及中国超自然研究委员会的两名研究员。

除此之外还有两名负责我们安保工作的新疆军区某侦察连战士以及一名负责照顾彭院长身体的医务兵。

1980年5月，考察队十二个人以及一名医务兵乘坐三辆北京212吉普，两名战士则押送一辆长春一汽产的解放卡车开始向罗布泊进发。

卡车上装的是这队人一个月的给养和检测设仪器。

罗布泊不同于其他地方，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对罗布泊的记载，其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东南部，形状类似于人耳，而且耳蜗、耳廓形状分明，不得不赞叹大自然造物之神奇。

古代的著名的楼兰国就在其西北侧，因为地理位置处于丝绸之路的咽喉，所以盛极一时。中间不知何因，楼兰国一夜之间飞灰湮灭，罗布泊也在此之后迅速沙漠化，直至干涸，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一片荒漠。

想要进入罗布泊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准备充足的给养，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饮用水和药品。

在荒漠之中谁也预料不到会遇到什么，如果没有了水源也就间接判了死刑。所以在那辆拉给养的卡车上，半车都是大桶的饮用水，足够我们十五个人饮用一个月的。

一路上也并不寂寞，因为那易和傅红兵本来就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学生，指派过来的目的也是给地质院的刘教授当助手的，所以理所当然的跟这位刘教授一车。

同在车上的还有那两位超科委的研究员。刘教授是个幽默的人，这大大改变了两人对教授的传统看法，在此之前两人一直觉得只要称得上教授的人都是不苟言笑的。

不过在这车上确实有两位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