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

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

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