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 摘掉他头上那顶右.派的帽子，彻底为他平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

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但在80年代初, 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你得有指标, 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

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 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单一个转人的理由, 就实在够呛。

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但凡是个人，还活着，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

白峰的确专业出身，但他已经疯了。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

田蓝急了：“他是怎么疯的？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他为什么会发疯？归根到底，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吗？”

王上校有一说一：“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 还给大家上课呢。”

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派并不多, 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派分子。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大约是怕这些右.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

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

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 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 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

明明他们响应号召, 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 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 反党反人民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

就这样, 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先开始是这几个右.派分子, 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 他又多了其他狱友。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有小偷，有贪污犯，甚至还有杀人犯。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

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

王上校认真地强调：“这些证言都能证明，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派，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妻离子散，孤家寡人，彻底摧毁了他。”

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

人果然是生物啊，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能推诿就推诿。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在“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

她扯了扯嘴角，认真道：“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派的吧。”

王上校头痛：“田蓝同志，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白峰同志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

“那我们能替他申冤吧。”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他的组织关系不在……”

田蓝摇头，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他的妻子被人侮辱，他的儿女死于武斗。强.奸是重罪，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白峰是疯了，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

王上校目瞪口呆，下意识地强调：“这要怎么讨公道？田蓝同志，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裹挟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

“恩怨不能两清，功过无法相抵。广义意义上的受害者并不代表他们犯下的罪就是无辜的。况且，他们有什么资格自称受害者？尤其是强.奸白峰妻子的农场领导。我想我们公.产.党人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不曾号召强.奸虐待所谓罪犯的家人来惩罚他们。即便他们真的罪大恶极。恰恰相反，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美援朝阶段，我们秉承的原则都是善待俘虏。对于拿着枪杀害了我们同胞的侵略者，我们都能释放善意。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就残暴毫无人性到这地步吗？我想我们的党接受不了这样的羞辱，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也不能如此被羞辱。”

王上校被她噎得哑口无言，半晌才有劲无力地强调：“这个事情很复杂，那位农场领导也早就被打倒了。”

“那又怎样？”田蓝反问，“他是因为强.奸妇女被打倒的吗？他被打倒以后，有没有因为这项罪名而坐牢？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恶，最终得到的惩罚不过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失了势，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与悲哀。如果他不受到法律的惩罚，那是否相当于他从来没做过恶，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站错了队而已。这是不是在暗示大家，不管你怎样穷凶极恶都没关系，只要你站对了队伍，你所有的罪过都能一笔勾销？”

王上校这回真被她堵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有心想教训这个胆大妄为的学生，怎么肆无忌惮，什么话都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