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较二代们奋斗更艰辛，另一篇《我花了18年，不是要和你一起喝咖啡》与之呼应，阐述了凤凰男们在结婚与养育子女上较二代显出的劣势。文中，凤凰男对二代男说：“当我思考要不要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会在多大程度上折损生活品质时，4个老人已出钱出力帮你抚养起‘独二代’”。即使女孩愿意与凤凰男同甘共苦，出于爱，凤凰男们也会像电影《致青春》里的陈孝正那样痛苦地呐喊：“我习惯了贫贱，但是没有办法让我喜欢的女孩忍受贫贱。”现实中，更多的凤凰男们只能在心里哭泣，把爱情深埋于心。等他们完成了原始积累，心上人早已嫁为人妇，因为她们等不起了。正应了那句老话：“富人的儿子早当爸，穷人的女儿早当妈。”

再说中国的男选女。由于中国的封建思维根深蒂固，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爱情的结合，更是一个家族的势力联姻。家族血统的纯洁性至关重要，为了维护它，出于偏见，男人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能找太聪明、能力太出众的女人，以防不好把握。基因最优秀的A类“三高女”不是最佳选择，反而B、C、D女各得其所。反观男方家庭，不管自家基因是优是劣，先留个后再说。

在家族垄断时代，当年轻人意识到有些事情从一出生已注定而难以改变，便以为停留在原地是最保险的方式。在择偶上退而求其次比努力提升自己去吸引高目标更被鼓励，因为这样对男对女都风险小、成本低。“TA太好，我害怕TA跑了，所以我退而求其次”；“我害怕自己变得太好没人配得上，因而我不能太好”。再少听说有谁为谁奋斗个五年八年去配得上谁，鲜有哪家姑娘等谁个五年八年。整个社会在择偶上，都在向下使劲，造成人口素质下降。

对于这种生殖垄断，人类历史上可谓想尽了法子。无论东西方都是从消灭家庭入手。

希特勒想到了借助国家的力量。独裁专制国家，大规模人种改造来得十分高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我们所以必须奋斗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种族的繁殖，我国的人民及其子孙的教养……”希特勒认为，人为后代筹划的物质欲望要远大于仅为自身发展的欲望，因此，家庭为了血亲继承，必会引起腐败和基本护短，成为罪恶的庇护所。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在他的国家婴儿工厂里强制制造出几十万婴儿，这在当时战乱的德国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婴儿不知其亲生父母，只知道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优秀基因的产物。养老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而是以整个年轻一代的劳动去养活整个老一代。同时，希特勒还屠杀社会上的老弱病残，以净化人种，减轻社会负担。

然而从长远来看，希特勒在消灭人口劣化和家庭腐败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人由于自私而产生的奋斗积极性。这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生殖公有化和生产公有化一样，都会导致整体失去活力与多样性。最终衍变成国家腐败和人道灾难，比如对非雅利安人的基因清洗。

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过去见不到阳光的灌木重见天日，不得不人为制造森林大火，以为可以烧掉参天大树，却不小心毁掉了整片森林。人们再不能忍受旧中国愚蠢懒惰的黄世仁霸占喜儿，不想再见到贫家才女只能沦落风尘、卖身青楼的命运。于是解放后的几十年间，屠杀了大量“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剥夺了“黑五类”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暴力推行“共产共妻”，去实现“公平”择偶。

这种对上层阶级的清洗相较于希特勒的婴儿工厂影响更恶劣。运动式的迫害只需短短几年，就可以把这个民族最优良的基因毁掉。他们不仅清洗了黄世仁，连上层阶级经过数代拣选留下的优良基因也一同消灭了。在这中间，奉行“越穷越光荣”的择偶原则，中国人口来了次大规模逆淘汰。

家族垄断带来的基因护短固然有其弊端，但以国家力量暴力消灭家庭去推行基因优化，也被历史证明不可取。婚姻市场有其自我调节能力，在此基础上改良社会环境，保障个体公平竞争，使最优良基因通过自由竞争来赢得美好姻缘，才是理性之举。

男人们每天忙出忙进，男人们一直在开会，男人不在服务区，男人回家很疲惫，男人总在奋斗。

男人说为了女人我们在奋斗，问题是我们叫你们奋斗了吗？我们可以不住别墅，我们住公寓；我们可以不吃哈根达斯，我们吃五羊；我们可以不上酒楼，我们在家煮；我们可以永远不去星巴克，咋就不行了？你们男人知道我们女人想什么吗，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堆堆的钱。

归根到底，你们在瞎忙，我看更多的时候你们为了虚荣没日没夜，为了一场应酬你们忙的屁颠屁颠的，为结识某个长兴奋好几天，你们跟王石斗跟张朝阳斗跟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斗，知道吗？我们鄙视你们，你们有病。

你们说老了就会天天陪伴我们，就会带我们周游世界，呸，老了我走不动了，我不稀罕！什么时候才到个头，赚多少钱才算个多，为什么不能慢下脚步来看一路的风景？看春花秋实，看风花雪月。我们女人只需要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