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细细琢磨下一步的打算，要想留在BJ也就三条路可走，一是毕业分配，二是考研究生，三是当黑户。

第一条路从目前看，几乎有点走不通。我们学校是部属院校，毕业分配原则是哪里来哪里去，特别是原籍有部属单位，而这些单位又需要大学生时，更是要无条件地分配回去。有两个例外的可能，一个就是学习成绩特别拔尖，排在全系的前几名，有可能被分配到在京的部属单位；另一个是优秀学生干部，有可能留校，就像王指导员一样。我的原籍有正经八百的部属单位，父亲让我上这所院校就是要子承父业。这两个例外，基本上也和我无关了。

第二条路最是艰苦，上大学是过独木桥，考研究生差不多就可以算作是走钢丝。但是，这条路却是不靠天不求人的，完全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要自己下了苦功，再凭一点点好运气，就可能走得通。如果一次考不上，还可以再考，连续考几次的也大有人在，称之为职业考生。有位早我两届的师兄，毕业后，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平房，苦干了两年，去年刚考上。在当时，研究生还是比较稀缺的，含金量也高，全国一年招收研究生也就3万来人，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200万。物以稀为贵，研究生毕业分配留在BJ一般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第三条路则是较为无奈的现实。那时候，户籍管理极其严格的，没当地户口而自发迁徙到一个地方谋生的人，视为盲目流入人口，简称盲流，今天又被称作外来人口。改革开发后，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能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外来人口增长迅速。今天可以查阅一些当年的统计数据，1994年，BJ的外来人口大约为290万，而在1985年在这个数字仅为66万。我从小就四处颠沛，深知生活不易，作为这数百万军中的一员，短暂过渡还可以接受，要是长此以往，就可能会有脚底没根的感觉。我内心一直都很佩服费汪，一个弱女子，在那个年代，敢于放弃，敢于面对，在今天，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要不然，邱老道也不会把费汪称为传奇。

周末，我给邱老道打了电话，听他说有时间，就去了邱老道的学校，想听听他的想法。

邱老道的学校属于教育部直属院校，每年大把的毕业生进国家机关，他现在又是学生干部，留在BJ希望很大。当然，他必须得过了四级，拿到毕业证。

我把我的想法和邱老道讲了，让他帮我参谋参谋。

邱老道听我说完，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前面两条路都很清楚了，第三条路，我觉得你想得有点过于悲观。最近总往中关村跑，那里没几个有户口的，我看这趋势，将来户口啊，所谓正式工作单位啊，都不是最重要的。你看二军，虽然有个户口，顶个屁用，还不是没固定工作。想开了，在中关村闯荡，我看现在就很不错，这小子再折腾几年，将来保不齐就能发大财！对了，我忘了跟你说，二军自己开公司了，做老板了，雇了几个人，还有个大学生呢，也是在中关村漂着的，没户口。”

“二军的公司干什么业务？”我问。

“还能干什么，卖电脑呗，还有咱们搞的那个小电器。你那个校友赵刚，给了他一个大客户，生意一下子就做起来了。半年不到，就自个买了个面的。”

“二军也是被逼的，如果能考上大学，他也不会走这条路。”

“不管是不是被逼的，英雄不问出处，干成了就行呗，脚下都是地，走出来的才是路。”邱老道满口的哲理。

看我沉思不语，邱老道就又问：“诗人，你为什么要下定决心要留在BJ呢？”

“你不想留下来吗？”我反问道。

“那要看将来小潘去哪里了。”邱老道就嘿嘿地笑说。

邱老道是个情商极高的人，经常能一语中的。确实那个时候，很多人毕业生在一个城市的去与留，都和校园里的某一段感情有关。当然，也有很多感情被城市所阻隔，成为一辈子的遗憾。

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要留在BJ呢？我还真是无法回答。

从邱老道那里回来，心里宽绰了许多，对留京与否也觉得释然了些。我心里也赞同邱老道的说法，第三条路也没想象得那么灰暗。

先尽人事再听天命，我决心考研。

或许是因为四级考试全部通过，宿舍里的几个人好好学习的决心和信心都大增。得知我要考研，除了刘易思，大家众志成城，都和我一起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何必成本来早就有这方面准备的，但也一直犹犹豫豫的，这回算是彻底下定了决心。

刘易思对我考研的事情一直不予置评，看我见天和江夏一起，风里来雨里去地上自习，就心疼地说：“大人你要多注意身体才好。”

江夏对我的决定很是支持，她准备托福，我准备考研，相互监督，却互不打扰。其实，我想我们彼此都知道，这可能是两条越走越远的路，只是，大家都不想把未来想得那么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