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而不妙。

可现在，就是自己再想拼命干，也没用。

没什么人愿意找她干活。这样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她就没法通过试用期。

她的脑子，没法处理“要是信德不要你该怎么办”这么恐怖的问题。她只知道这事无比可怕，超出了自己的处理和应变能力。

但是，她的脑子又在不断的提示她，“可能你做不下去了！”导致她特别纠结，痛苦。

她绝不能让这种状况发生。

走过三十四楼接待处的时候，珊珊甚至不敢看一眼前台接待员，猜她也可能知道自己的状态。一个保洁阿姨走过来，看着她笑笑，珊珊机械的笑着回应，嗯，这个人应该还不了解情况。

她走过一个个会议室，各种会议正在进行，合伙人和高级经理全神贯注，有的人在写字板上描述交易流程，有的人在平板电脑上写写画画。

一不小心，一个高级业务员和她撞了个满怀。

那个人必是因为太忙而昏头转向，而自己是因为忧心忡忡才失魂落魄。

很多人都觉得程珊珊怪怪的。她自有一番逻辑，总觉得，别人与自己为难，可能是因为怕她有点本事，想抢功劳。所以，才老是让她做些吃力无功的事情，比如到研讨会上打杂之类。

她执拗的以为，如果别人知道她的是那么单纯无害，必会善待她。而自己的幸福快乐，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因此，让别人认为自己单纯无害，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她希望大家都能懂，她的要求其实再单纯不过，只要信德的老板能认可她的努力，給她机会学习成长就好。

哪知道，正因为时不时都想叫别人知道自己的初心是好的，她做什么事都显得呆笨愚强，偏执诡异。

等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看到某个初级业务员为她打理的几段文字，她的工作激情又回来了。她细细的修改起来。把分析发给合伙人高某之后，她紧紧盯着电脑屏幕，盼着高某的邮件回复。

高颂清倒是很快回复了，让高级经理芬妮代他审阅一下。这下珊珊傻了眼。芬妮是个暴脾气，挑刺的本领一流。她一定会找出很多问题，然后汇报给高老板，颠倒黑白的。

果然，每一步都和珊珊想的一样——叫她抱怨命苦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自己料事如神——芬妮发出邮件，质疑自己计算过程中的各种假设，这些邮件无一例外都抄送了高颂清，接着又直接指出某个计算公式有误。

一派胡言，珊珊已经阐述了为什么这个公式可以提供最近似的分析。可惜，高老板只怕不会看她珊珊究竟写了些什么，而只听芬妮的一面之词，这事就永远说不清了。

珊珊气得要爆炸了。

每次都是这样。她的英文比芬妮好，实务操作经验也超过芬妮。所以芬妮要“压”她一头。

事情进入了恶性循环。高老板不信任自己，凡事都让芬妮加在中间。

这是不能接受的：仅仅因为出现一个坏蛋，她朝思暮想的咨询公司生涯就要划上句号。她必须突围！

合伙人高颂清坐在独立的办公室里，珊珊和芬妮对攻的邮件他基本不看。他只想拿到一份像样的分析，裁剪一下马上发给客户。

他也知道珊珊和芬妮有些问题，但是，协调两个版本，他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想不到的是，珊珊已经在筹划逃离的计划了。

珊珊想申请换一个工作小组。比如做公司商务咨询的一组。她想参见周哲夫。在公司税务咨询方面，他不仅在华东区，在全国都是信德这块业务的带头人。

说来，周哲夫还是是面试珊珊的合伙人之一。因为在三组工作，可莉和周哲夫交集不多，只配合过一个很小的调研项目。但从别人那里，她听说周哲夫很重视培养人才，在所里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不管是哪个部门，哪个小组，哪个小人物的的事儿，能帮一把的，周哲夫就会帮。

一时，周哲夫变成她在信德生存下去的全部希望了。她计算着见到周哲夫应该怎么说，她要告诉周哲夫，自己在公司税方面很有经验，尤其是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那是她的强项，因为她原先就是跨国公司里出来的。

如果能加入周哲夫主管的小组，她简直愿意粉身相报。哦，她不会说高老板和珍妮的坏话，如果周哲夫问起来，顶多就说处不来而已。

怎么能约周哲夫见一面呢。虽然周哲夫是面试她的合伙人之一，珊珊不敢直接给他写邮件，也不敢找周哲夫的秘书打听周老板啥时候有空。她怕人会觉得奇怪，自己是三组的经理，有什么事需要找周老板呢？

万一有人向高颂清或是芬妮了解情况，那就惨了。芬妮定会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从此公司商务咨询组的人都要远着自己，即使见到周老板，恐怕也无力回天了。当下唯一之计，是多往周老板办公室那里走走，伺机行事。